取消最低工資標準 是誰觸動了民生底線?
3月10日在人大廣州代表團分組討論結束后,現(xiàn)執(zhí)掌廣州白云國際機場的盧光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的話還是有點“辣”。盧光霖說,現(xiàn)在的經(jīng)濟形勢下,大家有工作就行了,別這么多要求了,所以,政府不要再搞什么最低工資標準了,而應該交給市場決定。2月15日《新快報》)
人大代表盧光霖,一向是兩會上的明星人物,常有“經(jīng)典語錄”。2005年,時任廣州地鐵老總的他在廣州地鐵提價聽證會上,在眾多媒體前以一句“員工家屬免費乘地鐵是為了反恐'”一語驚人,引來無數(shù)拍磚。去年廣東兩會期間,他談到一些民工因為討薪就站上大橋、樓頂自殺,又語出驚人:“動不動就上橋(自殺),老板也是弱勢群體”。如此說來,盧光霖再來一個“經(jīng)典語錄”也就不足為怪了。不過,筆者到要問,“最低工資標準”成了盧代表眼中釘?如此“經(jīng)典語錄”代表誰?
當然,盧光霖身為老總,是盤滿缽滿才會這樣語出驚人。假如盧光霖不是老總,象我等這樣連一日三餐都不能保的話,大概就不會說出這樣嘩眾取寵的“經(jīng)典語錄”來的;按照他的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個性”,肯定會說:現(xiàn)在的企業(yè)員工最低工資標準太低,政府應當從高設定。不過這只是假如,而人家是國有大公司的老總,當然只說得出富人階層的話來。
最低工資保障是我國的一項勞動就業(yè)保障制度,然而其實,我國大陸目前實行的最低工資保障標準并不高。據(jù)國家公布的《2008年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數(shù)據(jù)》顯示,最高水平的地區(qū)上海市也只不過每月是960元,而最低水平的地區(qū)如青海、南昌等僅為每月580元,而廣州市也不過是每月840元。就是對于這樣一個“最低標準”也成了盧代表的眼中盯,他唯獨不說,國企老板拿得心安理得而被百姓唏噓的,少則幾百萬元多則幾千萬元的年薪該降降了。
應該說,最低工資標準的面世有其制度善意,它是對勞動者破損權益的一種修補,眾所周知,我們的勞動力成本之低廉,享譽全球。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yè)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先生曾說,假如是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社會平均工資法,即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60%的話,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省份達到這個要求。還有一個慘淡的事實不能不提,一些地方多年來已沒有調整過最低工資標準。有了這么多讓人黯然的語境,仍有不少人視最低工資標準為眼中釘、肉中刺,真是其可怪也歟?!
無須諱言的是,一些血汗工廠的老板對農(nóng)民工盤剝甚深,支付的薪水卻甚薄。有了最低工資標準,客觀上,企業(yè)主的頭上就懸了達摩克利斯之劍,農(nóng)民工也算是有了護身符——起碼有拿到最低工資的權利想象。如果取消了最低工資標準,勞動者不知該作如何感想?取消最低工資保障標準,意味著工資由老板隨意發(fā)放,想給多少就給多少,員工的工資還會出現(xiàn)更低工資。當然,受益的是老板,受苦的就是員工了。盧代表的的這個說法,無異于是只許老板過豪華生活,而員工只能喝西北風,為老板們當老黃牛。
作家王小波曾說過這樣的話,自從我輩成人以來,所見到的一切全是顛倒著的。在一個喧囂的話語圈下面,始終有個沉默的大多數(shù)。既然精神原子彈在一顆又一顆地炸著,哪里有我們說話的份?毫無疑問,那些沒有話語權的農(nóng)民工就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盡管他們也有利益訴求,也有發(fā)聲的欲望,但他們無法和盧代表們進行平等的博弈。當盧代表興奮地指責政府別再搞最低工資標準時,農(nóng)民工不在場,他們也許連與其謀面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如何來表達他們的心聲,如何和盧代表分庭抗禮呢?當然我們有農(nóng)民工代表,但是,且不說相對于龐大的農(nóng)民工人數(shù),農(nóng)民工代表偏少,這些屈指可數(shù)的代表有無意愿、有無勇氣和有無能力和盧代表們針鋒相對,也很難說。
一些強勢的代表委員,憑借話語權,站在自身立場上,為所在的利益集團謀取利益,以影響政府決策,而那些弱勢群體缺少話語權,沒有機會與之平等博弈,這本身對弱勢群體就是一種不公平。
責任感是人大代表的唯一原則,服從人民意志、代表人民說話,才是真正上的責任感。如果僅僅是為了本位任務和某種個人需要,而制造出一些“經(jīng)典語錄”來,往往并不能給人帶來愉悅的感受,因為這種狀態(tài)下的意識表達,代表的并不是人民意志,只會讓人不恥;只有代表人民意志,才能得到人民的敬仰和欽佩。別只讓盧代表們囂張的言論四處飛舞,也要讓沉默的大多數(shù)發(fā)出聲來,建立雙方能夠坐下來協(xié)商的機制,這是迎擊金融危機的最起碼的方式,也是彌補階層斷裂的最有效方式。否則,盧代表的聲音越高,越刺激民意,越撕裂人心,越激發(fā)人們的戾氣和憤怒。
“最低工資標準”動搖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