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郵票志號變化之背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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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變動處于“文革”最極端的初期，紅海洋洶涌澎湃，在新華社播發(fā)的“文1”郵票發(fā)行的消息中，強調了對老紀特對文革前郵票發(fā)行工作的否定。這條1967年4月19日的電訊稿——《慶祝北京市革委會成立〈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紀念郵票發(fā)行》的報道稱：“長期以來他們（指所謂的‘走資派'）卻在郵票的畫面上大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花鳥魚蟲等等，根本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郵票發(fā)行局的革命職工起來造了他們的反，和北京郵票廠的結合在一起，沖破重重障礙，終于成功地設計出這套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燦爛光輝的郵票�！北M管文中對廢除舊志號一事只字未提，但“不破不立”、“破舊立新”等當時的時髦意念已不言而喻。
據郵電部1967年3月31日下發(fā)的（67）郵票字16號《關于取消紀特郵票編印字號的通知》稱，“在此次文化大革命中，郵票發(fā)行局和郵票廠的革命職工建議取消志號，理由有四：（1）編印志號有時會影響郵票的及時印制和發(fā)行，這與當前和今后郵票應該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并迅速及時地反映新氣象新形勢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2）避免因臨時變動，或因郵票內容有問題而停止發(fā)行造成缺號所引起的不良政治影響；（3）編印上述志號只利于少數集郵愛好者，而并非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4）減少印刷過程中的復雜性�；谝陨侠碛�，經研究，我們同意自即將發(fā)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念郵票開始，取消上述志號�！保ā稛o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郵票即“文1·戰(zhàn)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因趕在北京市革委會成立而從5月1日提前到4月20日發(fā)行，并改動的郵票的名稱。作者注。）
由此可見當時新聞電訊和郵電部的文件在取消志號的措辭上差異明顯，電訊惟恐天下不亂，極力鼓吹“造反有理”，故意對這套郵票的發(fā)行是由郵電部領導批準一事只字不提，是當時典型的“踢開黨委鬧革命”論調的表露。而郵電部此時的權利盡管尚在所謂的“走資派”手里，但他們驚驚顫顫，努力緊跟形勢，盡力肯定“革命職工”們要求取消志號中合理的成分。如此措辭的差異顯示了當時矛盾復雜的形勢和混沌的社會局面，沒有經過“文革”的人是很難體會得到的。我以為歸根結底，當時的大氣候極力否定文革前17年工作，上海爆發(fā)“一月風暴”，隨后四下發(fā)生造反派向“走資派”奪權，全國大亂，舊志號的取消是大勢所趨，不過是這場大動亂中的小插曲而已。
（二）編號票的出現
編號票的出現則遠沒有像“文字票”的產生來得那么明晰。1968年9月接連發(fā)生了大小“一片紅”、“大藍天”、“黑題詞”等郵票取消發(fā)行的事件之后，郵票設計出現了變化，從1969年5月1日發(fā)行的“文14·南京長江大橋”到“文19·革命青年的榜樣”上“紅海洋”出現了退潮的跡象。新華社停止了對新郵發(fā)行的報道，從1968年的9月到1971年的3月之間，報紙上沒有郵票發(fā)行的消息。編號票便是在這樣安靜的時刻悄然出現了，1970年10月發(fā)行的《智取威虎山》突然在郵票的下沿出現了簡單的編號數字，隨后是《嚴懲入侵之敵》�！拔�14”到“文19”在設計和選題上出現的變動實際上是對“文1”到“文13”“紅海洋”模式某種程度的否定。而編號票的出現，又至少是對“革命職工”取消志號的四點理由某種程度的否定。但文革當時又是絕對不能否定的，因而這兩度對文革初期極端作法的有限度的否定，新聞宣傳上一直沒有聲音。據考當時的背景為：（1）1970年2月15日至3月21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擬訂了1970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這樣抓生產的會議在文革爆發(fā)后是第一次，周恩來順著毛澤東穩(wěn)定文革既定格局的意圖，苦心孤詣發(fā)展生產，盡可能減少文革動亂帶來的禍損，使1970年的經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2）“九大”之后，軍管中的郵電部被撤消，1969年12月，郵、電分家，郵政總局與鐵道部、交通部合并，國務院業(yè)務組成員粟裕受周恩來的委托，分管新的交通部。據最新浮出水面的文革郵票密檔來看，編號票第一套《智取威虎山》是以交通部名義發(fā)行的第一套郵票，該套郵票1970年8月1日發(fā)行，8月4日才補發(fā)通知。1971年3月18日的《人民日報》第4版刊發(fā)了新華社的新郵報道《交通部發(fā)行“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郵票》，首次公開宣布紀念郵票由交通部發(fā)行。筆者認為局勢的暫時穩(wěn)定和經濟的一度復蘇為一種有別與文字票的郵票編號形式的發(fā)芽提供了土壤，而郵政總局劃歸交通部使得編號票贏得了破土而出的契機，因為新的部門使用新的編號顯得順理成章，可以減少遭至“否定文革”或“復舊”的指責。
�。ㄈ� JT票的出現
JT票的出現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林彪反革命集團垮臺后，敬愛的周總理主持黨中央工作。他在極其困難的狀下，力排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使一大批老干部恢復工作。1973年小平同志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內許多工作有了轉機。而此時運行了兩年多的編號票顯然不適應形勢的發(fā)展。1973年12月31日的各大報紙上刊發(fā)了新華社的一則圖片新聞，文字說明如下：“郵電部1974年元旦發(fā)行《體操運動》特種郵票一套，共6枚。這套郵票的圖案反映了廣大群眾響應毛主席關于‘發(fā)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積極地開展體育運動�！闭掌瑒t分上下各三枚全部展示了郵票的圖案。當時我買到這套《體操運動》特種郵票一細看時，猛地發(fā)現了出現在郵票下沿“T”字編號，如此重大的變革，新華社居然只字不提。這悄然出現的“J.T”票在形式上全面繼承了“文革”前老紀特的編號模式，只是少了一個總枚數而已。它的出現既是對“文字票”腰斬老紀特做法的徹底否定，也是對文革前老紀特編號的特色和科學性的肯定，此時尚在“文革”中，來之不易。如此動作想來只有在鄧小平搞整頓的大環(huán)境下才可能出現。
JT票出現的時間選定在1974年元旦，據考時間上與郵電部的恢復有所關系。1972年12月9日交通部報請國務院批準，成立交通部郵票發(fā)行局。1973年3月3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中共中央提出關于恢復郵電部的報告。3月6日中央批準了這個報告。5月26日《關于郵電體制的通知》下達。6月1日恢復郵電部，交通部郵票發(fā)行局更名為郵電部郵票發(fā)行局。新華社是通過播報編號票《86—90兒童歌舞》的發(fā)行消息來披露郵電部恢復的消息。該消息第一段如下：“新華社北京1973年5月31日訊：為紀念國際兒童節(jié)，郵電部決定在6月1日發(fā)行《兒童歌舞》郵票一套。”而《兒童歌舞》已是編號票的尾聲了，它距JT票出現的1974年元旦只有半年的時間。緊接著原屬北京市郵政局管理的中國郵票出口公司也合并到郵票發(fā)行局，至此“文革”前的郵票發(fā)行局的職能基本都在整頓和理順中得到恢復。據《中國郵票史》（第八卷）初稿披露：由于編號票比起老紀特的志號相差明顯，各方多有怨言，郵政總局要郵票發(fā)行局的會計科負責解決這一問題。該科當時提出了三個方案：（1）補辦手續(xù)方案，即把“文革”期間發(fā)行的郵票都續(xù)編在老紀特的后邊，例如“文1”就順著老紀特的最后一套“紀124·32111鉆井隊”編為“紀125”，一直編到1973年底。（２）挖掉方案，即把“文字票”、“編號票”統(tǒng)統(tǒng)甩掉，在新發(fā)行的郵票上續(xù)編“紀”、“特”。（3）另起爐灶，重新編號。經過分析比較并廣泛征求意見，認為第三方案比較可行。在具體擬定第三方案，郵票發(fā)行局會計科負責人胡譽淳提出如下三點：（1）保留原紀特志號的優(yōu)點，把套號、枚號、年號保留下來；（2）必需要與原志號有所區(qū)別，把原來標出“紀”、“特”改為用漢語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來表示；（3）把意義不大的總枚數取消。經報郵政總局和郵電部批準，新的紀特——JT志號從1974年開始實行。這樣胡譽淳由于他機智的構想使之成為繼鄧連普之后第二位新中國的“郵票志號編設人”。但由于1973年6月1日發(fā)行的編號票86——90《兒童歌舞》和1973年3月8日發(fā)行的編號票63——65《中國婦女》之間已經為多套計劃中的郵票預留了31枚的位置，所以在整個1974年中是編號票與JT票同時運行，一直到1974年的12月23日發(fā)行影雕套印的編號票《78——81工業(yè)新產品》，才把預留數消化完畢。
文革錯綜復雜的歷史導致了中國紀特郵票志號的三次變動，無論是通過郵票了解歷史，還是通過歷史了解郵票，都是很有意義的，而且極為生動和形象的。所謂“集郵發(fā)展戰(zhàn)略”，我以為發(fā)展新中國郵票的歷史研究比任何階段的研究都更有意義。
